168极速飞艇开奖官网 > 新闻动态 >

我如何认识江青？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 陆定一担任的正部长一职并未发生变动，他本人也未曾离开中宣部，仍旧在该部门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被赋予了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定期召开的“部长办公会议”的资格。然而，实际上，中宣部的工作是由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双重身份主持和领导的。昔日中宣部设有几位副部长——胡乔木之外，尚有徐特立与陈伯达。然徐特立从未出席过任何会议，陈伯达在中宣部也仅是虚位挂名，偶尔才出席一二次会议。每当中宣部领导层召开办公会议，胡乔木便理所当然地占据主席之位，聆听汇报，引领讨论，并分配任务。陆定一每次均会出席，与参会处长们同坐，面无表情。胡乔木对待陆定一，如同对待其他处长一般，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沉默寡言，默默接受所分配的任务。这样的情形，虽然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大约持续了一年有余。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与江青的相识，若不追溯至1942年我们一同前往陕北绥德的短暂半日同行，那便是在1951年。彼时，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我与她共同参与过多次此类部长级办公会议。

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这件事，我的回忆是非常准确的。叶永烈在他的书里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中宣部的副处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宣部在1951年是有若干个正处长的。比如文艺处正处长是丁玲，宣传处正处长是陈克寒。 电影本无需独立设立专门的部门，然而，时任中宣部主持工作的胡乔木却提议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一职。胡乔木随即以书面形式将此事上报给了毛泽东。1951年11月16日，毛泽东作出批示：“此事可行，照此办理。”同时，他也提出：“需再深思江青是否适合担任处长一职。”胡乔木最终决定委派江青担任电影处的负责人，该处虽规模不大，不设副处长，却拥有两位干事，分别是钟惦?与女同志安琳。此外，还有一位非党员的沈美理负责办公室事务。江青虽不常光顾，但她所交代给中宣部电影处的工作人员日常任务是审阅各类影片，布置任务后便不再过问。江青本人亦不于电影处观影，而是选择在家中独自观赏。

此时，毛泽东同志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事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电影处的核心工作便是集中精力处理此事。

《武训传》

中宣部电影处的存续时日并不算长。不久前，江青以身体欠佳为由宣布不再出席，随之电影处亦随之消散。

当毛泽东指示江青前往山东展开对《武训传》事件的调查时，她化名为“李进”。起初，我以为这仅仅是一个随意选取的代号。然而，1961年5月，毛泽东挥毫泼墨，为“李进”同志题写了那首著名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至此，“李进”的名字再次浮现，我不再能如此草率地看待。然而，关于“李进”与江青之间的具体关联，我始终未能明了。

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进孩”后改为“李云鹤”

近期，我拜读了2005年《中国老年》杂志第一期上刊登的《徐明清：我与江青74年的恩怨纠葛》一文。徐明清女士现今依然健在，年事已高，已达94岁高龄，退休前曾任职于农业部。她亲述了自己的历史经历，由任秋萍女士执笔整理成文。文章中提及：“74年前，江青还是她——”（指徐明清）“我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经营着一家木匠铺，生意兴隆。他纳了两房妻室，我身为庶出。起初，我的名字叫‘李进孩’。在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认为这个名字不够文雅，见我身材高挑、双腿修长，便为我取了‘云鹤’这个名字。”江青的这段身世引得徐、李二人忍俊不禁，相视而笑。

阅读《中国老年》一文后，我对江青与“李进”之间的关联有了清晰的认识。

江青在1951年对《武训传》展开调查时，以及1961年毛泽东创作那首《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诗篇中，均选用“李进”这一名字，其背后原因在于她深知江青曾有一段名为“李进孩”的过往。

与俞启威同居后，嫁与唐纳。

对江青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只写到从“李进孩”改名为李云鹤。讲到这里江青的故事才还刚刚开始呢。

徐明清继续口述：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明清逐渐察觉到，那位表面上总显平静与快乐的李云鹤，在独处时分，时常会低声叹息，双眼专注地凝望北方，手中紧握着一封来信，反复阅读。在一次清扫地板的过程中，徐明清无意间发现了这封信，信的开头写着“进子”，而结尾则署名为“小俞”。信中倾诉了“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之类的情意。直至将信归还给她，徐明清方从李云鹤口中得知，这是她的恋人俞启威写给她的“情书”。

“1934年1月28日，‘晨更工学团’加入了上海各界为纪念‘一·二八’事件两周年而举办的示威游行。在此期间，俞启威与李云鹤不幸相继暴露，遭到盯梢。意识到形势危急，两人果断决定迅速撤离上海，抵达北平。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众多联络渠道中断，李云鹤与徐明清失联后音讯全无，徐明清因此忧心忡忡，忧虑良久。

李云鹤返抵上海，便前往“晨更工学团”寻觅徐明清的踪迹。不料，徐明清亦因躲避追捕而离开了该地。1934年10月26日，李云鹤在同乡聚会上，不幸因叛徒的出卖而遭到逮捕。

传言李云鹤被捕入狱，却未遭叛徒出卖。她自称是教员，于是被特务押送至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在那里，她遇到了该部干事钟绍琴，钟干事核实了她的身份，确认她确实是小沙渡路女工实习学校的教师。最终，因“证据不足”，她得以重获自由。

一日，徐明清接到了小俞的来信，信中提及李云鹤出狱后暂居其宅，却心情沉重，郁郁寡欢，恳请徐明清前去看望。徐明清即刻动身，至俞家时，见到李云鹤不禁大惊失色——她宛若换了一副模样：面容苍白，言谈间声音起伏不定，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持续的低烧令她的精神状况显得极不正常。俞家已对她下达了逐客令，明确表示不愿接纳李云鹤，小俞因而左右为难。显然，前段时间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遭遇给李云鹤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刺激。作为同志与朋友，徐明清深感痛心，遂决定带她返回自己的故乡休养。家乡人民对李云鹤关爱有加，对她这个来自北方的女子充满同情。徐明清的父亲是一位郎中，为李云鹤诊脉后，诊断她患上了肺痨，并给予了一些中草药。不久，徐明清在北平军医学院学习西医的堂侄返乡结婚，也为李云鹤开具了西药，并让徐明清代为购回。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以及徐明清每日陪伴李云鹤外出散步，她的身心逐渐得到恢复，面色渐显红润，性格也变得开朗许多，说话也不再含糊不清。年底，俞启威来信告知，他已在北京大学授课，希望李云鹤能回北平过年。徐明清为李云鹤准备了路费，将她送上了开往北平的汽车。

李云鹤含泪与徐明清及其关怀备至的徐家告别。

在此，我愿插入一段关于俞启威的故事，他后来更名为黄敬。我与黄敬未曾有过直接交往。然而，关于他的事迹，我所了解的却不少。据悉，在1935年冬日，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黄敬曾担纲此运动党的领导职责。1936年，党中央派遣刘少奇同志赴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一职。同时，黄敬同志则担任了北平市委书记的职务。1937年三月，我于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得知黄敬系彭真领衔的北方六人代表团成员之一。随后，我赴延安参加了同年五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该代表团成员包括彭真、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以及一位工人代表。建国之后，我与黄敬未曾谋面。然而，我目前所居的寓所，恰巧曾是黄敬及其夫人范瑾，以及其南国社的姐姐的居所。黄敬后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而我则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服务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最终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遗憾的是，由于黄敬身患疾病，无法工作，我们始终未能见面。

在抵达延安之前，江青曾是一名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的二流电影演员。

1936年8月，徐明清得知李云鹤已更名蓝苹，荣升为上海电影界的璀璨明星，且她与俞启威解除婚约，转而与电影圈的唐纳喜结连理。

近期，我有幸拜读了郁风所著、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2月出版的文集《巴黎都暗淡了》中收录的《蓝苹与江青》一文。在这篇作品中，郁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1935年至1937年蓝苹迁往延安之前，她始终是青年妇女俱乐部的忠实成员。陈波儿、吴佩兰与我，在一位中共地下老党员的指导下，自发筹集资金，拓展人脉，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我们向社会公开招募会员，不久便吸引了数百人加入，并按组别开展活动。成员包括大中学女学生、职业女性、家庭主妇、工厂女工，甚至还有演员与作家。蓝苹自1935年秋季便较早地加入，并表现出了极高的积极性，每周都会一两次前来协助工作。她那时的形象是梳着两束俏皮的小短辫，身着蓝布旗袍，素颜无妆。她刚加入电通影片公司成为一名演员，是由陈波儿引荐的。她很快将我们视为好友，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那时的陈波儿已成为主演电影《桃李劫》的明星，知名度远超蓝苹。而电通当时正在拍摄《自由神》，王莹主演，蓝苹在片中仅饰演一个不显眼的配角女兵。郁风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仅19岁，或许也是最为纯真的一个。蓝苹与郁风年龄相仿，在我们这个青年妇女俱乐部中，她似乎更倾向于与郁风亲近。每次会议结束后，她们常一同走在霞飞路上，边走边聊，话语连篇。蓝苹将郁风视为政治上较为幼稚的小伙伴，曾神秘地与郁风分享如何应对特务跟踪等技巧。然而，直到即将离开上海之际，郁风才从她的上级那里得知，蓝苹其实与她一样，仅是在一所以女青年会名义成立的夜校担任女工课程的教师。

1936年伊始，业余剧人协会计划排演宋之的新作《武则天》，导演团队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定郁风出演剧中武则天的B角。然而，郁风婉言谢绝了这一邀请。尽管如此，导演们并未气馁，他们屡次尝试，坚持不懈地劝说与动员。与此同时，蓝苹也竭力劝说郁风接受角色，她本身就是业余剧人协会的一员，对这部戏充满热情。蓝苹不仅协助郁风背诵台词，还共同探讨人物性格，两人对角色的塑造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文革”中的江青极力推崇女皇武则天，便是从最早为武则天翻案的这一话剧种下了根。

在70年代，江青曾向拜访她的维克多吐露：“我21岁便声名鹊起。”这句话指的是她在1935年，21岁时加入业余剧人协会，担纲主演易卜生的经典剧作《娜拉》。郁风在文中指出，实际上，蓝苹是在次年，于《大雷雨》中塑造卡特琳娜一角后才逐渐成名，随之而来的是联华公司的著名导演蔡楚生邀请她出演电影《王老五》，扮演王老五这一角色。(赵丹)妻子的身份曾是缝穷姑娘。在此之前，尽管她在电通公司参与过几部影片的拍摄，但无一例外地只是扮演着寥寥可数的配角。其中一部是由袁牧之编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在其中，她饰演的角色仅是某男演员的女友，身影仅出现在银幕上几秒钟，甚至连名字都未曾提及。那位男演员正是唐纳。

郁风提及了关于蓝苹的一桩往事：1936年的三八妇女节，上海妇女团体举办了一场独幕剧演出，剧目名为《婴儿杀戮》，仅由一位主演与一两位配角共同出演。蓝苹毫不犹豫地接受挑战，担当那位因失业而杀害自己婴儿的女性角色。

郁风的文笔细腻入微，具体详实，且极具真实性。徐明清对某些事件的了解或许不及她。在我看来，若将这两篇文章相互参照，江青的一生便能更为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约莫一个多月后，报纸上刊登了三对影剧明星在杭州六合塔下举行婚礼的消息。他们分别是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一同出席的还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和李清。一时间，各大报纸、画报的新闻照片铺天盖地。而更令上海轰动的是，一周之后，据说应影剧界友人的邀请，在八仙桥青年会举办了一场茶点婚宴。众多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悉数到场。晚会上，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献上了独唱，还有孙师毅作词、吕骥谱曲的合唱《六和婚礼进行曲》。歌词中唱道：“六和塔下影成双，决胜在情场，莫忘胡虏到长江……共起赴沙场……”等等，寓意着不忘宣传抗日。

蓝苹和唐纳

不料短短一个月内便上演了婚变悲剧，蓝苹与唐纳矛盾激化，她逃回济南。唐纳紧追不舍，竟在济南的一家旅馆企图自尽，幸亏被及时救起，此事顿时传遍全城，引发轩然大波。尤其是那些小报，纷纷以“水性杨花”的标签对蓝苹进行讽刺和指责。

业余剧人协会在成功演绎《武则天》之后，紧接着排练了《大雷雨》。由章泯执导，蓝苹全情投入于排练之中，担纲主演卡特琳娜这一角色。

郁风曾不止一次在业余剧人协会遇见章泯，他身材中等，身着一套略显陈旧的西装，看上去略显苍老，沉默寡言，显得格外深沉。与那位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待人友善的唐纳形成鲜明对比。尽管章泯的名声不及蔡楚生、史东山等人物显赫，但在话剧界的行家里手眼中，他对于戏剧的造诣与导演的天赋均被公认为首屈一指。

《大雷雨》的公演在1937年初已然拉开帷幕。随后，关于蓝苹与章泯秘密同居的消息在圈内悄然流传。与此同时，唐纳也经历了第二次、第三次自杀的惊心动魄事件。章泯，众所周知，早已结为连理，膝下有一子，年约八九岁，蓝苹自是知晓。于是，各类流言蜚语再度成为报纸的谈资，甚至有恶俗之辈，言辞刻薄，谓某些女演员不惜以身相许，以换取与导演的亲密关系，进而获得登台主演的机会。诚然，此类事例并非全然不存在，无论是上海还是好莱坞，都有所耳闻。然而，据知情者透露，章泯自起初便主动邀请蓝苹饰演娜拉，便已对她颇有好感。两年后，再次携手排演《大雷雨》，两度合作中的默契逐渐演化为爱情，亦是顺理成章之事。当然，破坏家庭，造成悲剧，两人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章泯在完成赵丹与俞佩珊主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的排练后，尚未上演，便悄然离开上海。不久，蓝苹也前往延安。后来，章泯抵达重庆，与妻子重修旧好。而在“文革”期间，所有与蓝苹有所交往的朋友均遭受磨难，连长期为她工作的女佣秦桂珍亦未能幸免，唯独章泯安然无恙。

此段概述了蓝苹在上海期间所经历的全部生活历程。她的声名鹊起，与其归功于明星的光环，不如说是那些沸沸扬扬的绯闻所成就。显然，这些绯闻并非她有意为之，她一心致力于打磨演技，对电影并无太多热情，她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舞台之上。尽管她出身平凡，却怀揣着极高的理想，我敢断言，她绝料想不到自己日后能将整个中国变成自己的舞台，在那里风生水起，演绎出震撼人心的戏码，流传千古。

关于蓝苹（江青）关于我与唐纳之间的传闻，即便我向来对这些琐事不感兴趣，当年却也无意中听闻了数语。近期阅读了郁风所撰写的《蓝苹与江青》一书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何此类消息会悄然传入我的耳中。

1937年，江青抵达延安。

在徐明清所口述的笔下，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翌年，即翌年年初的1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正式成立，徐明清同志被任命为市委的委员。同年7月的某个日子，蓝苹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徐明清同志的面前。她坦言自己在上海无所事事，且已与唐纳解除关系。徐明清同志将蓝苹的情况如实向组织进行了反映，不久后，蓝苹便获准前往延安。自此，她改名江青。

亦是在1937年某日，延安的《红色中华》报纸上公布了一则消息，称一批文化界人士自国民党统治区抵达延安，名单中赫然可见江青的名字。自此，江青的姓名便未曾有所变更。

徐明清深知蓝苹更名为江青的深意，那便是取“青出于蓝”的寓意。

自江青踏入延安的第二载，即1938年11月，她便与毛泽东共度同窗之缘。

在江青抵达延安并与毛泽东结合的历程上，我直至“四人帮”被彻底摧毁后才有了一些了解。我有一位友人名叫何洛，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在1946年，他曾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共事的同事，他向我讲述了关于江青的一些往事。他透露，他、徐明清、江青以及王实味四人曾在中央党校隶属于同一个党小组，共同参与学习与党的组织生活。随后，这个小组的四位成员各自分散，王实味被调往鲁艺，江青则被分配至马列研究院，而徐明清和何洛则继续留在党校。此刻，王实味致信何洛，在信中他断言江青对他怀有特别的情感，但他俩都难以直言，希望何洛能够从中促成此事。何洛向徐明清透露了此事。徐明清安抚何洛，让他不必过问，因为江青已经有了心仪之人。何洛好奇地问这位“心仪之人”究竟是谁。徐明清虽表示需要保密，却还是情不自禁地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

何洛提及，在江青与毛泽东结为连理之前，曾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流传。那是她在延安时期，参与了一场俄罗斯风格的活报剧演出。剧中仅由三位演员同台演绎——一位扮演女郎，一位饰演革命者，另一位则是沙皇的警察。剧情简洁，沙皇的警察追捕革命者，而江青所饰演的女郎机智地将革命者藏匿起来。

随后，江青与其同乡康生取得了联系。她便频繁造访康生，康生弹奏胡琴，江青则演唱京剧。不久，江青在延安也开始登台表演京剧。每当江青唱京剧，毛泽东总会前往观看与聆听。经过屡次观赏，毛泽东对江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推测，江青原本并非京剧演员，很可能是在临时学习，或许是康生为了促成她与毛泽东的联姻，特意为她出此良策。

我是1939年7月到延安的，那时我才听说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分开而和江青结合这件事。当时延安有许多人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很不赞成。后来江青反党集团给党造成很大的危害之后，谢觉哉后悔当时没有强迫把贺子珍留下来（这是2004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毛泽东和江青在一片反对声音之中，冷清清地结了婚。在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可是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的人表示谢意。李昌是出席那个酒席的一个，他曾和我谈起这件事情。

自1937年江青与毛泽东结为连理，直至“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其间相隔29载春秋。对于彼时江青所投身的事业，我并未给予足够关注。然而，追溯过往，她在职场上最显著的成就，无疑是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彼时，她担任中宣部电影处的负责人。在这一阶段，她的工作表现尤为活跃，且与毛泽东的合作默契无间。

鉴于她在党内的显赫地位，她自延安时期起便在党内崭露头角。1940年1月21日，江青的名字首次亮相于《新中华报》之上，组织部门随即指派她担任边区文联代表大会的执行委员一职，位列王明妻子孟庆树之后。那时，她已在延安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到了延安的第四个年头，即1941年岁末，毛泽东邀请她加入西北局所组织的陕北绥德米脂调查团，以便在实地调查中汲取知识。我与江青的初次邂逅便是在这次活动中。从延安至绥德的旅途，我们同行了一整天半。我曾与她并肩骑行，并在清涧共赴一场晚会，然而在那之前，我们未曾有过任何交谈。

然而，江青甫抵绥德，毛泽东便发来急电，要求她即刻返回延安。于是，绥德专署的同事们便派遣专人陪同，一同骑马返回。

她与毛泽东共同孕育了一位女儿，名叫李讷，据推测，这一喜事的降临当在延安岁月里。

讲《武训传》批判

由于不想被从李进孩到李云鹤，再到蓝苹，最后到江青这些名字演变插乱，本来应写的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事情不得不在这里补记一节。

1950年底到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放映之后，报刊发表不少文章，最初几个月大都是肯定赞扬，突出的有：“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是“勤劳、勇敢、智慧崇高的典型”等。1951春批评的文章如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许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对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大段改写的题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中开列了43篇赞扬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作为反面教员。1951年6月我们《学习》杂志编辑部请许立群再写一篇《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这篇长文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加写了好几段有分量的文字。指出武训是在搞骗局，武训的“义学”实际上是“不义之学”。武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恶丐，他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搜括穷人，依仗官府势力强迫捐钱。

显而易见，在江青前往武训故里进行实地考察之前，毛泽东对于武训的人格特质已有明确的评价。此次调查之举，不过是旨在搜集更为详实的事实依据罢了。

先前已有论述，江青曾在中宣部电影处担任要职，当时她主管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工作，并亲自前往山东武训的故乡——山东堂邑。（现在不再是县）、临清聊城下辖县级市、馆陶邯郸市（现属河北省）调查一事，在毛泽东心中显得格外重视。当江青前往山东途中抵达北京站时，毛泽东亲自将她送至车站。然而，他并未下车步入站台，而是在车内与江青进行了告别。

以李进的身份参与此次调查的江青，同行者中包括袁水拍。彼时，袁水拍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调查团文稿的撰写重任便落在了这位文笔犀利的袁水拍肩上。调查报告篇幅冗长，内容细分为“与武训齐名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人格特质”、“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盘剥”以及“武训的土地盘剥”五个部分。这篇详尽的报告定名为《武训历史调查记》，系毛泽东亲自审阅并确定的。在《人民日报》连载之前，毛泽东对其进行了修改或增补。

毛泽东对此次调查任务的完成情况表示了极大的满意。或许江青意在向袁水拍表达谢意，便在家中设宴款待了袁水拍一整家人。席间，毛泽东、江青、江青的姐姐，以及江青的女儿李讷与袁水拍一家围坐一堂。用餐之际，他们还合影留念。袁水拍将这张照片挂在自家的墙上。然而，在文革期间遭遇抄家时，袁水拍的家中被夺走了许多物品，照片亦在劫难逃。当后来归还抄家物品时，其他物品均已悉数归还，唯独那张照片却始终未归还。

袁水拍后调任中宣部，与我在文革期间共同居住于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内，同一栋楼上的牛棚之中。（同室）他亲口告诉我的。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进行点名批判。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起草的。这可以视作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就在文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5月28日，党中央正式设立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担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人出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随后，在5月30日，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陈伯达因病假或离京，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暂代组长职务。5月30日中央专门发这样的一个通知是很特别的。它可以说明文革的大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林彪和江青手中。

此刻的江青，不仅权势显赫，她更拥有一个独享的尊称——“旗手”。处于“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其核心仍围绕着“夺权”。林彪与江青在这一阶段紧密协作。1966年，林彪委托在上海举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标志着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联手。他们在工作方法上各具特色。林彪和江青均重视仪式的运用。林彪创设了手持小红书的仪式，口中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并引导群众响应，齐声表达“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江青则规定了一套仪式，她呼唤“同志们好”，随后要求群众以“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予以回应。

江青又网罗一些人在钓鱼台创作几出样板戏树立自己的丰碑，这些都得到了毛泽东事实上的许可。

江青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的程度。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敢说出对她任何不满。文革中许许多多老干部挨批受斗，包括刘少奇和1924年就入党的邓小平都被打倒了。这当然要由毛泽东负责，但是江青那时已经是很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被形容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我沦为众多遭受批判与斗争的个体之一。在这段经历中，有一时期我甚至是在家中被迫出门接受批斗。直至1968年，即两年之后，我被安排入住“牛棚”。那时，“牛棚”成为了流行一时的代名词。中宣部的“牛棚”设于车公庄的北京市委党校内。众多机关单位纷纷在市委党校设立了类似的“牛棚”。我们中宣部占据了一栋楼，而所谓的“黑帮”则占据了数间房屋。我与袁水拍、包之静、吴寄寒、林涧清，以及一位副处长（我已记不清其姓名）一同居住。我们六人同处一室。作为“牛”，我们被禁止使用床铺，只得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白天，我们必须坐在茶几旁撰写“交代”，即便没有内容可写，也必须如此趴伏着。而夜晚，我们被锁在“牛棚”内，无人监管，于是便开始闲聊起来。我们的话题无所不谈，尤其是包之静讲述他与江青昔日相识的往事时，更是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包之静回忆，他曾在上海的狭小亭子间与江青同眠。然而，迁至北京后，江青却对他冷淡起来。于是，我们开始对包之静进行“斗争”，质问他是否还妄图借助江青的力量。幸好江青已经将他淡忘，否则他可能早已命丧黄泉。此外，包之静还透露，他曾将此事告知上海的汪道涵。当我后来前往上海拜访汪道涵时，他承认早已从包之静那里听闻此事。若当时房间内安装有窃听器，我们恐怕都将沦为“现行反革命”。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江青参与。

1971年，林彪的坠机身亡标志着许多老干部得以重获自由。到了1974年，邓小平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次年，即1975年，他创建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一举措无疑是他复出的显著标志。在此期间，邓小平挑选了部分已获新生的笔杆子，组建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作为其得力助手。尽管邓小平肩负起主持中央工作的重任，但江青集团仍牢牢控制着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鉴于此，邓小平并未以党中央机构的名义设立自己的助手机构，而是选择了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义进行。

邓小平的归来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建立，正是这一时期历史进程的结晶。该研究室由邓小平精心挑选的七位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领衔，并由他们招募了一批中级和一般干部。尽管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涉及多个领域，但其斗争的核心目标直指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此刻，毛泽东对江青所行举措间或感到不甚满意，偶有微词以示警醒。例如，江青对待电影《创业》的态度。（电影赞颂大庆油田与石油部）毛泽东一旦发现批评失当，便会亲自作出批示，对江青的批评表示不认同，这便构成了所谓的“敲打”。记得有一次，我在天津将此事告知了原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孙敬文又将此事转告给了石油部长康世恩，从而让康世恩免受江青的一次诬陷之害。

但是“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